近些年来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案件时有发生，其中不少是工程建设领域的高空坠落、机械伤害事故。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在生产、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，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。该罪是业务过失犯罪，要求行为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，并与事故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。与故意犯罪的判断顺序不同，过失犯罪应当由果溯因，在查明事故原因的基础上确定责任人，并区分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、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、主要责任与次要责任。对于安全员等不直接作业的人员，其责任属于监督过失、管理过失，应以附随于职责的注意义务为基础，并借助信赖原则合理限缩，防止“以结果倒推过错”、把挂名管理者一律纳入追究。孙伟伟律师在牛某被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起诉的情况下，通过实地勘察、比对案发时间线、厘清总包与分包的义务归属，系统论证牛某已履行巡查职责、对事故发生无过失、无因果关系；最终经三次庭审，公诉人主动提出认罪认罚免予刑事处罚，法院在牛某未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情况下判决其免予刑事处罚，辩护效果显著。
一、基本案情
牛某系某建设集团总承包项目的安全员，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巡查。案外人陈某系外包（塑胶地板铺装）工程的实际施工负责人。案发当日上午，陈某自行联系被害人宋某、曹某等人至工地，将一台施工现场明令禁止使用的电动定滑轮（提升机）搬运至在建大楼楼顶安装；中午，陈某又临时雇佣两名临时工。下午施工时，宋某从楼顶高空坠落，当场死亡。
《起诉书》指控牛某作为项目安全员，未尽安全生产管理义务、安全巡查不到位、未对危险源设置安全提示标志、未给宋某等人配备安全装备和进行安全教育，导致宋某坠落死亡，应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辩护人接受委托后，通过实地勘察现场、结合案发时的特殊时间段、特殊情景和在案证据，对《起诉书》指控牛某未履行的各项安全管理义务逐一推翻，论证牛某案发当时已经履行了作为义务；同时提出，本案作为生产安全事故，案发后未经专门事故调查组调查、没有事故调查报告，在事故原因和责任划分上未作专业认定，程序和证据均存在瑕疵。
二、办案经过
孙伟伟律师在审查起诉、审判阶段介入，第一时间会见牛某，详细了解其岗位职责、巡查路线和时间安排，并多次到案发工地实地勘察，还原人员进入、机械搬运安装、午休、施工的完整时间线。
阅卷中，辩护人重点核对了：①死者宋某系分包单位负责人陈某自行雇佣，工作由陈某指派、报酬由陈某发放，与总承包集团无劳动关系；②陈某等人进入工地前及施工期间均未与安全员牛某对接，其供述案发前从未与牛某接触；③牛某上班时间前即已开始巡查，巡查至事发地点时陈某等人尚未到达；④提升机由陈某、宋某携带并自始由其支配；⑤事故未经安监部门组织调查组，仅由公安自行调查，事后应急、住建部门出具了一份“情况说明”。
法庭组织主审法官、公诉人到现场勘察，先后三次开庭审理。辩护人在第一次、第二次开庭分别发表辩护意见和补充辩护意见，全面推翻指控。第二次开庭后，公诉人主动联系牛某，提出其认罪认罚即可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量刑建议。牛某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，法院在其未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情况下，判决其免予刑事处罚；同案犯陈某（已获谅解）被判有期徒刑一年、缓刑两年。
三、争议焦点与辩护思路
（一）义务之辩：作为义务主体是实际施工单位，而非总包安全员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设置安全标志、配备安全装备、进行安全教育等义务，履行主体均为“施工单位”。本案总承包集团虽为总承揽单位，但塑胶地板铺装工程的实际施工单位是陈某所在的分包公司，上述义务均应由实际施工单位及陈某履行，不应由总包安全员牛某承担。
厘清民事法律关系是责任认定的前提：死者宋某由陈某雇佣、指派、发薪，陈某并非总包集团员工，分包公司对其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负直接责任；牛某并非作为义务的主体。
（二）可能之辩：牛某对人员进入工地不知情，无履行义务的条件
不作为犯罪的成立，不仅要求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，还要求其具备履行义务的条件和可能性。陈某等人进入工地前未与牛某安全对接，牛某对其进入并开始施工毫不知情，自始不具备履行相关义务的条件。
其一，危险源提升机由陈某、宋某携带并自始由其支配，牛某案发后才首次见到，要求事先不知情、无支配力的人对其设置标志，强人所难。其二，宋某由陈某雇佣，牛某连其“干什么活、需要何种装备”都不知道，不可能提前配备。其三，从时间线看，牛某七点开始巡查，宋某十点左右才到，提升机经楼梯隐蔽搬运、楼顶安装需两三小时，部件能探出时约为午休，下午两点案发，自能被发现至案发仅两小时且在午休，要求牛某非工作时间仍持续巡查于法无据。
此外，现场有几十个施工组、上百名作业人员，牛某不可能同时排查全部隐患，存在义务冲突。《起诉书》称其“巡查不到位”，实为“以结果倒推过程”——只因发生事故就认定安全员未尽职，按此逻辑安全员所辖工地出事即构成犯罪，违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。
（三）主观之辩：无故意亦无过失，缺乏预见可能性
重大责任事故罪是过失犯罪，要求行为人应当预见违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，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。由于陈某等人携带机械进入工地前未与牛某对接，牛某对其进入一无所知，不可能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险，既无故意，也无过失。
对于安全员等非直接作业人员，应根据信赖原则合理限制其监督责任：监管者已经履行审查职责的，有正当理由信赖一线人员按规章施工，即便因后者违规引发事故，监督过失责任也可被阻断。本案牛某对人员、机械、作业均不知情，信赖正当，不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。
（四）因果之辩：事故原因未查明，无法确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
生产安全事故往往多因一果。本案事故原因并未查明：无法确定责任主体是总包还是分包，无法确定宋某坠楼是安全措施不到位还是操作不当，甚至未进行尸检，不能排除宋某系突发疾病、中暑晕倒后连人带机坠落的可能。若其死亡源于自身原因，则与牛某、陈某的行为均无刑法因果关系。
公诉机关事后提交的“专家组意见”，认定宋某系在机械坠落时去阻止而坠落，属主观推测，且与现场证人“人先坠、机器后坠”的证言直接矛盾。而入口、楼梯口、楼顶是否设置安全标志，与宋某坠楼死亡并无直接因果关系；宋某长期从事相关作业，对楼顶危险的认识高于一般人。在直接原因存疑、因果链条断裂的情况下，不能认定牛某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。
（五）程序之辩：未经事故调查组调查，事故调查报告缺失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及地方政府的授权分工，生产安全事故应由应急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调查，查明原因、认定性质和责任并出具报告；公安部门无权自行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。本案公安接报后未通知安监部门成立调查组，自行调查、认定，超越授权范围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事故调查报告并非定罪的唯一依据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零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例第95号（宋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），事故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证据，却不应直接作为定案依据，而应结合全案证据审查。本案连调查报告都没有，仅以应急、住建部门事后出具的“情况说明”替代，而该说明并非案发过程中形成、不属于法定证据形式，出具机关又无鉴定资质，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；其援引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追究安全员责任，但该规范规制的是规划、设计单位，与施工安全员无涉；关于安全标志“没注意、记不清”的证言系案发四五年后收集，不符合记忆规律，真实性存疑。
四、案件结果
辩护人介入后，根据在案证据还原案发现场，论证牛某无作为义务、亦不存在过失，事故系其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，属意外事件，依照刑法第十六条不负刑事责任，意见最终被法院采纳。经三次庭审和现场勘察，第二次开庭后公诉人主动提出牛某认罪认罚即可免予刑事处罚。最终，法院在牛某未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情况下，根据其履职情况及全案证据，判决其免予刑事处罚；总承包集团已向死者家属足额赔偿。本案是辩护人通过还原现场、厘清义务归属、运用信赖原则限缩监督过失，并抓住事故调查报告缺失、程序证据瑕疵等环节，成功论证安全员无过失、无因果关系、事故属意外事件的典型案例，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、罪责刑相适应和证据裁判原则。
五、辩护启示：重大责任事故案件辩护要点
结合本案，办理重大责任事故等不作为、过失犯罪案件，辩护人应重点把握：
- 1.厘清法律关系。先分清总包与分包、雇佣与承揽，确定义务主体。
- 2.核查义务来源。法定义务主体是谁，避免把单位义务套到个人头上。
- 3.审查履职可能。行为人不知情、无支配力、无履行条件的，不成立不作为。
- 4.还原时间线条。逐段比对人员、机械、作业时间，论证已尽职责。
- 5.注意义务冲突。多重职责不能以未履行某项即定罪。
- 6.审查预见可能。无预见可能性的，既无故意也无过失。
- 7.运用信赖原则。监管者已尽审查、可信赖一线依规作业的，阻断监督过失。
- 8.核查事故原因。多因一果须分清直接间接、主要次要，鉴定死因。
- 9.审查调查报告。报告可作证据但不能直接定案，情况说明须符合法定形式。
- 10.重视程序前置。未经调查组调查、报告缺失的，成因与责任认定缺乏专业性。
重大责任事故案件，最容易出现“事故发生即安全员有罪、以结果倒推过错、以情况说明代替独立审查”的倾向。辩护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、罪责刑相适应和刑法谦抑，由果溯因，围绕“义务主体是谁、是否具备履职条件”“有无预见可能、信赖是否合理”“有无刑法因果关系”“调查程序是否合法”展开：对义务他属、无履职条件的，主张不构成不作为；对无预见可能、信赖合理的，主张属意外事件、无罪过；对事故原因存疑、因果断裂的，主张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；对调查报告缺失、证据形式有瑕疵的，主张不能定罪。本案对准确认定监督过失、实现尽职免责，具有借鉴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