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些年来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成“上游实施诈骗、境外‘水房’洗钱、境内‘跑分’落地”的多层分工格局，其中专门提供对公账户、第三方支付账户的“支付通道”团队，往往被以诈骗罪共犯追究。此类案件走账流水动辄上亿元，一旦按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认定，行为人将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孙伟伟律师在当事人被批准逮捕后介入，审查起诉阶段逐层辨析罪名与地位，一审阶段作认罪认罚从宽辩护，最终使当事人在涉案流水上亿元、指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，获得三年六个月的极低刑期。
一、基本案情
2025年3月至11月，郭某某与王某某、王某某为非法牟利，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，配合上游人员向相关人员返利。郭某某负责通过通讯软件联系上线、开设“智付支付”“银盈通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、对接支付平台工作人员；王某某负责接收上线指示后操作转账、记录转账、伪造公司材料，并雇佣他人操作转账；另一王某某负责办理公司营业执照、开立对公银行账户用于关联第三方支付平台。
期间，郭某某等人通过办理的多家公司共计十三个对公银行账户接收资金，再转入与上述账户绑定的第三方支付平台，部分款项经第三方支付平台转入多个被害人银行账户，作为电信网络诈骗中向被害人的“返利”。经统计，对公账户转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共计人民币1.7亿余元，致使各地三百余名被害人被电信网络诈骗共计人民币1亿余元，其中青岛市居民刘某某被骗40余万元。郭某某后主动投案，检察机关以诈骗罪、数额特别巨大提起公诉。
二、办案经过
孙伟伟律师在当事人被批准逮捕后接受委托介入。辩护人会见、阅卷后判断，本案核心不在于“有没有走账”，而在于上游是否为电诈团伙、主观上是否明知对方实施诈骗、在链条中处于何种地位、实际获利多少。
审查起诉阶段，辩护人提交详细法律意见书，主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游系电诈团伙、郭某某等仅提供账户而未参与小额支付，其行为不符合诈骗罪，更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案件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，虽未完全变更为帮信罪，但辩护人对上游身份、资金性质、行为边界、地位作用、获利数额的辨析，为后续从轻处理奠定了基础。一审阶段，郭某某自愿认罪认罚，辩护人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，从间接故意、从犯地位、违法所得极低、自首等方面作充分罪轻辩护，最终法院判处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
三、争议焦点与辩护思路
（一）定性之辩：诈骗罪共犯与帮信罪的界限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16〕32号）、2022年《关于“断卡”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》及2025年“两高一部”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，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，参加诈骗团伙或与诈骗团伙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、长期提供信用卡或转账取现的，以诈骗罪共犯论处；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仅出租、出售账户，未实施其他帮助的，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。
二者区分的关键，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对“他人实施诈骗”的具体明知，还是对“信息网络犯罪”的概括明知，以及是否事先通谋。郭某某等仅向承兑商提供账户，未与电诈团伙接触、通谋，其明知更接近概括明知，更符合帮信罪特征。
（二）上游之辩：承兑商不是电诈团伙
与郭某某等人合作的上游夏某等人，实际身份是“承兑商”，即在非法资金与合法货币之间提供兑换、代付的中间人。电诈团伙资金一般直接来源于被害人，而本案上游资金据其业务模式系“话费款”，即支付话费款获取USDT，再经第三方平台完成话费归集与小额代付，与电诈团伙直接转化赃款存在根本区别。
更重要的是，上游承兑商夏某等人均未到案。在其未到案的情况下，仅凭郭某某等人的猜测即认定上游系电诈团伙，严重缺乏证据支撑，属于在核心主体缺位时倒推定案。
（三）资金之辩：“白资”不是涉诈资金
进入对公账户的流水虽高达1.2亿余元，但在案并无任何报案材料、被害人陈述或其他直接证据证明该资金为涉诈资金。郭某某等人虽在笔录中提到“可能涉诈”，但其表述均为“我认为、我觉得、我猜测”，属猜测性内容，无任何证据与之印证。
从获利比例可进一步反证：郭某某等按流水收取千分之七至千分之八的费用，与“白资”（话费款）市场行情一致，而涉诈资金的费用高达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。其实际收费比例与白资一致、远低于涉诈资金，说明其承接的是白资业务而非涉诈资金。
（四）行为之辩：提供账户止步于“充值”
郭某某等人的行为，本质上是提供对公账户及对应的第三方支付账户。账户开通后，账户号、密码、端口、密钥均流转至上游，由上游技术人员直接上传代付文件、自动完成小额转账，具体转给谁、转多少，完全由上游控制，郭某某等人无法干预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郭某某等人的操作仅限于“将对公账户资金充值到第三方支付平台”，仍属于“提供账户”范畴；资金进入第三方平台后的小额代付（含向被害人返利），才是介入诈骗的帮助行为，由上游承兑商实施。
（五）明知之辩：猜测性明知与事实认识错误
认定诈骗罪共犯，要求行为人对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具有明确认知，不能是概括性、猜测性的。郭某某被拘留后的前五次笔录均未提及支付行为涉诈，直至第六次才首次提到小额转账是“给被害人尝甜头”，该认识系到案后经讯问逐步形成，案发当时并不知情。
从利益关系看，郭某某等人不仅不希望、反而积极避免资金涉诈：一旦账户因涉诈被冻结，通道即告中断、服务费无从收取。在获悉有人员被骗后，郭某某等即要求上游承诺更换合作对象、不再接收此类资金，方继续合作，足以证明其主观上并非积极追求诈骗结果，至多属于为赚取服务费而放任风险的间接故意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。
（六）地位之辩：多层链条中的从犯
本案完整链条可分为三个层级：第一层级是上游诈骗团伙，负责策划、话术、诱骗、占有赃款、下达支付指令；第二层级是承兑商团队，负责资金归集、USDT兑换、操作支付接口；第三层级是郭某某团队，仅负责提供对公账户与第三方支付账户。
郭某某等人不接触被害人、不掌握诈骗话术、不操作支付、不支配资金，其通道在黑灰产市场可轻易替代，上游同时对接多个支付团队。被害人最终损失的1亿余元均直接汇入上游控制账户，并未经过郭某某等人的对公账户，其通道仅负责返利落地，对诈骗既遂不起决定作用，依法应认定为从犯。
（七）数额之辩：流水不等于违法所得
指控的1.7亿余元系走账流水总额，并非郭某某的违法所得。其收益仅为流水的千分之七至千分之八，且包含支付平台手续费、运营成本及团队分成。团队总收益不足三十万元，三人按约定均分，郭某某个人实际获利仅数万元。
以流水总额作为罪责依据，会导致量刑畸重、罪责刑不相适应。对仅提供通道、领取少量服务费的从犯，应以其实际参与程度、地位作用和违法所得作为评价依据，不能以流水数额客观归罪。
（八）情节之辩：自首、认罪认罚与退赔
郭某某案发后主动投案，到案后稳定供述主要犯罪事实，依法构成自首；其在审查起诉阶段即自愿认罪认罚，并表示愿意退赔、争取谅解，家属亦愿代为退缴违法所得。根据电信网络诈骗意见（二），对从事辅助性工作、领取少量报酬的从犯及初犯、偶犯，综合其地位作用、认罪悔罪表现，应当依法从轻。
（九）策略之辩：批捕后分阶段实现辩护目标
辩护人介入时当事人已被批捕，直接追求无罪空间有限，遂分两步推进：审查起诉阶段，以“上游身份、资金性质、行为边界、地位作用”为重点，争取将罪名由重罪向帮信罪转化；一审阶段，在当事人认罪认罚、罪名难以再变的情况下，集中论证从犯、间接故意、违法所得极低与自首、认罪认罚，争取量刑大幅下降。这种“先争定性、后争量刑”的递进策略，是本案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。
四、案件结果
人民法院最终认定郭某某构成诈骗罪，考虑其系从犯、具有自首情节、自愿认罪认罚、违法所得较低并积极退赔，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。相较指控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、法定刑十年以上，刑期大幅下降，辩护人提出的地位作用、行为边界、违法所得、主观恶性及从犯、自首等大量意见被采纳，辩护效果显著。
五、辩护启示：电信网络诈骗（支付通道类）辩护核心点
结合本案，辩护人应重点把握八点：
- 1.先定性后量刑。以诈骗共犯与帮信罪的界限为首要争点，审查明知是对“诈骗”的具体明知还是对“信息网络犯罪”的概括明知，以及是否事先通谋。
- 2.查明上游真实身份。对承兑商、跑分团队等中间环节，审查其业务模式与资金来源；上游未到案的，不能仅凭同案人员猜测认定其为电诈团伙。
- 3.区分资金性质。审查是否有报案材料、被害人陈述等直接证据证明资金涉诈；“白资”与涉诈资金在费用比例、流转模式上的差异，可作为反证。
- 4.界定行为边界。提供账户、止步“充值”与对外小额代付、转账返利性质不同，应审查账户密钥、支付指令由谁掌握。
- 5.辨析主观明知。猜测性、模糊性供述及案发后的认识转变，不能等同于案发时的明确明知；积极避免涉诈的，至多认定为间接故意。
- 6.主张从犯地位。按照“诈骗团伙—水房承兑—通道提供”分层，结合是否接触被害人、操作支付、支配资金及通道可替代性，论证其仅起辅助作用。
- 7.区分流水与违法所得。流水总额不是罪责依据，应核算实际获利比例与个人所得，防止以流水数额客观归罪。
- 8.用足从宽情节。主动投案构成自首、认罪认罚、退赃退赔、初犯偶犯的，依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意见依法从轻。
支付通道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，最容易出现“以流水数额倒推罪责、以关联关系认定共犯”的倾向。准确认定，必须回到行为人对上游诈骗是否具体明知、实施到链条哪一环节、处于何种地位、违法所得多少。对于仅提供账户、止步充值、领取少量服务费、通道可被替代的，应依法认定为从犯；符合帮信罪特征的，以帮信罪论处；即便构成诈骗，也应结合自首、认罪认罚、退赔等情节从轻。本案的成功，是辩护人在批捕后分阶段“先争定性、后争量刑”、逐层辨析罪名与地位的结果，对同类支付通道、跑分落地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