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些年来，随着网络直播、自媒体的发展，“在线算命”“网络法事”“塔罗占卜”等玄学消费日益普遍，其中一部分被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。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，诈骗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构成诈骗罪。诈骗罪在客观上要求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行为，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，主观上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与普通诈骗不同，算命、看事、占卜、做法事的内容属于“超验事实”，超出科学与经验可以检验的范围，既难以证实为真，也不能简单证明为假，因而不能仅因相关观念缺乏科学依据，就直接认定行为人构成“虚构事实”。实务中，容易出现“涉迷信即欺骗、以收费高低倒推诈骗、以事后效果未达预期倒推事前受骗”的倾向，把本属民俗、信仰和民事纠纷范畴的行为拔高为犯罪。孙伟伟律师在当事人被批捕、被指控利用国学算命实施诈骗的情况下，通过阅卷提出当事人算命看事的内容均有传统国学、命理、佛教典籍和民俗依据，并非虚构事实，其真实采购耗材、亲自履行、提供了真实对价，依法不构成诈骗罪，最终检察机关采纳意见，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，将当事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，辩护效果显著。
一、基本案情
仝某某长期对传统命理、佛学、国学有兴趣，通过阅读公开出版的命理、佛教典籍，学习看八字、排盘、超度、点灯祈福、化太岁等，并在网络上为他人提供看事、算命、做法事等服务，收取相应费用。
被害人赵某某因家中长辈横死、自身工作不顺，主动联系仝某某看运势，后又多次请其供灯、做法事、超度祈福。数年后，赵某某认为“没有效果”，遂报案。办案机关以仝某某虚构能转运消灾、骗取财物为由，将其刑事拘留，并经审查后批准逮捕。
辩护人在仝某某被批捕后介入。阅卷后，辩护人发现：①仝某某算命看事的内容均有典籍、民俗和公开出版物依据，并非凭空捏造；②其排盘后曾“说中”赵某某家中长辈横死的事实；③其收费后真实购买祭祀用品、亲自实施法事，供灯按燃烧时长和成本定价，提供了真实对价；④赵某某系主动联系、主动询问、自行核算费用，并非被诱导懵懂交付。据此，辩护人认为仝某某不构成诈骗罪，继续羁押已无必要。
二、办案经过
孙伟伟律师在当事人被批捕后接受委托，第一时间通过多次会见，详细了解仝某某学习命理、佛学的途径，提供服务的项目、定价、履行方式，以及与赵某某的交往经过，并对其进行系统的笔录培训，指导其客观陈述每一项服务的典籍依据和实际履行情况。
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，辩护人全面阅卷，逐笔核对在案的转账记录、订单截图、聊天记录，按服务项目分类梳理，确认：①供灯、烧纸、供奉、化太岁、看八字等项目均真实采购、真实履行；②部分人情往来、买卖、教学性质款项不属于诈骗；③赵某某主动发起、主动询价、自行加总计算，部分大额款项仝某某还曾劝其量力而行。
辩护人据此提交法律意见书，从犯罪构成角度系统论证仝某某不构成诈骗罪，并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，指出其符合取保候审条件、无继续羁押必要。检察机关充分采纳辩护人意见，依法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，经审查后将仝某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。
三、争议焦点与辩护思路
（一）内容之辩：算命看事有典籍民俗依据，非虚构事实
诈骗罪客观上以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为前提。仝某某所述因果、业力、超度、点灯、化太岁等内容，均来源于公开流传的命理、佛教典籍和民间长期存在的信仰观念，其学习途径包括阅读传统命理书籍、使用排盘软件、观看网络视频、跟寺庙道观的僧人道士学习，并非为骗取财物而刻意编造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仝某某通过八字排盘，曾“说中”赵某某家中长辈横死之事，赵某某亦承认家中老一辈确有上吊、跳河等情形，其信任正是建立在“被说中”这一客观事实之上。超验内容“无法证实为真”，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“可以证明为假”；只要行为人提供的服务具备民俗或典籍依据，就不应认定为诈骗罪所要求的欺骗行为。
（二）对价之辩：真实采购、真实履行、按成本定价
仝某某收费后，实际购买酥油灯、黄纸、元宝等祭祀用品并烧化，供灯时念经，点灯时间长短与收费档次相对应，部分法事还拍视频反馈。其供灯按燃烧时长和耗材成本分档定价，并非空手套白狼。
对于“大部分款项用于生活开支”的指控，需要强调：服务提供者取得对价后将收入用于生活，与其是否虚构事实、是否提供真实对价是不同层面的问题，不能以款项的最终用途倒推交易时即有诈骗故意。仝某某“真实采购、真实履行、按耗材定价、大额可退”的模式，与收钱不办事、所收钱财远超功德对价的典型诈骗存在本质区别。
（三）因果之辩：被害人主动、自愿、明知，未陷入错误认识
诈骗罪要求被害人因欺诈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。本案交往由赵某某主动发起，其主动提供生辰八字、主动询问能否供佛、主动提出化太岁、对项目价格自行加总核算，供灯项目明码标价、档次公开，由其自行选择。
赵某某的不安心理源于其家中确有长辈横死、自身工作不顺等真实遭遇和本已接受的民俗观念，而非仝某某编造“你儿子会出事、过不了这一关”之类针对特定对象、内容具体、可证伪的紧迫灾祸。仝某某关于“业力”“因果”的表述，是条件式、通泛化的教义阐释，与具象灾祸恐吓有本质区别。
此外，超度、祈福的效果属于主观信仰范畴，本无客观统一的验证标准。赵某某在数年间持续、主动、上百次付款，从未对效果提出异议，直至认为“没效果”才报案。信仰期待落空属于民事或道德纠纷，不能因事后心愿未达、关系恶化，倒推其每次付款时均存在诈骗罪所要求的错误认识，否则即属结果归罪。
（四）主观之辩：自身真实信仰，无非法占有目的
判断算命、法事服务者是否具有诈骗故意，关键在于其自身是否真诚相信所宣称的内容。仝某某在住处自建佛堂、长期供奉、持续采购佛教用品，并明确表示自己相信法事有效果、把做法事视为积攒福报，属于“信而做之”，而非“知假卖假”。
从客观行为看，仝某某真实履约、主动退还最大一笔款项、未更换联系方式、未卷款逃匿，双方另有真实借贷关系，均与诈骗行为人骗取财物后的典型特征不符。其“骗钱”一类概括性、评价性表述，是在预设“诈骗”前提下的事后法律评价，与关于行为当时认识的具体供述矛盾，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诈骗故意的依据。
（五）程序之辩：羁押必要性审查，批捕后应予变更
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被逮捕后，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；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，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。逮捕并非一押到底，羁押必要性应随证据和案情变化动态审查。
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2023年《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、评估工作规定》第七条、第十六条，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、可能导致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，以及事实、情节发生变化、可能判处较轻刑罚或无罪的，应当立即开展审查并提出释放或变更建议；案件事实基本查清、证据已经收集固定、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，应当变更。本案仝某某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具有相当依据，证据已基本固定，其无串供、毁证可能，家属愿意提供担保，继续羁押已无必要。
四、案件结果
检察机关充分采纳辩护人关于仝某某算命看事具有典籍民俗依据、并非虚构事实、真实采购履行并提供对价、被害人主动自愿、仝某某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意见，依法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，经审查后将仝某某的强制措施由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。本案是辩护人在当事人被批捕的不利局面下，通过精细阅卷、逐笔核对、引入社会相当性理论实质限缩构成要件，并准确运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，成功将不构成诈骗罪、无继续羁押必要的当事人从羁押状态中“打捞”出来的典型案例，体现了辩护人坚持证据裁判、主客观相一致、罪责刑相适应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专业能力。
五、辩护启示：国学算命类诈骗案件辩护要点
结合本案，办理利用国学、算命、占卜、法事等被控诈骗的案件，辩护人应重点把握：
- 1.区分超验与虚构。无法证实为真不等于可证明为假，反对涉迷信即欺骗。
- 2.核查典籍依据。内容有命理、佛教典籍或民俗依据的，主张非虚构事实。
- 3.固定“说中”事实。排盘判断与客观情况相符的，证明信任非源于谎言。
- 4.核查真实对价。真实采购、真实履行、按成本定价的，非收钱不办事。
- 5.区分主动与诱导。被害人主动发起、询价、选择的，非被动受骗。
- 6.区分教义与恐吓。通泛化教义阐释不同于具象、可证伪的灾祸恐吓。
- 7.审查真诚信仰。行为人自身相信、信仰水平不低于被害人的，无诈骗故意。
- 8.核对非法占有。履约、退款、未逃匿、另有借贷的，否定非法占有目的。
- 9.逐笔扣减数额。人情、买卖、教学及已履行对价部分，不计入诈骗数额。
- 10.用足羁押审查。批捕后依刑诉法第95条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，争取变更。
国学算命、玄学消费类案件，最容易出现“涉迷信即欺骗、以收费高低倒推诈骗、以效果未达倒推受骗、以全案金额拔高个体责任”的倾向。辩护应坚持证据裁判、主客观相一致和罪责刑相适应，把“内容有无典籍民俗依据”“是否真实履行、提供对价”“被害人是否主动自愿、有无错误认识”“行为人是否真诚信仰、有无非法占有目的”“有无继续羁押必要”作为审查核心：对有典籍依据、真实履行、提供对价的，主张不构成欺骗；对被害人主动、自愿、明知的，主张缺乏诈骗因果；对行为人自身真诚信仰、无非法占有目的的，主张不构成诈骗罪；对证据已固定、无社会危险性的，及时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争取变更。本案的成功办理，对同类玄学消费、民俗信仰类案件如何准确界分民事纠纷、信仰自由与诈骗罪、限定处罚范围，具有借鉴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