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些年来，随着出国务工需求增长，一些中介机构和个人以“高薪出国劳务、包吃住包机票”为招揽，通过旅游、商务等非工作签证，组织务工人员出境打“黑工”，此类行为多被以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追究。本罪基本刑为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一旦被认定为“人数众多”或“违法所得数额巨大”，法定刑即升至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。在“发展下游代理、层层招揽客户”的模式下，行为人往往被简单按全链条、全人头追责，人数被重复计算、错误累加，面临与其实际地位、作用严重不符的重刑。孙伟伟律师介入后，通过拆分在案证据、按每名出境人员的签证类型逐人分类核查，有效扣减被组织者数量，将案件从“人数众多”的加重档拉回基本档，并结合自首、认罪认罚等情节，成功争取到缓刑，辩护效果显著。
一、基本案情
邵某长期从事出国务工中介业务。为招揽客户，邵某通过发展下游代理的方式，由代理在各地为其招揽出国务工人员，再由邵某统一为相关人员办理旅游、商务等非工作签证，安排其出境后实际从事维修、厨师等务工活动。因所持并非工作签证，相关人员在境外多属非法就业。
案发后，公诉机关以邵某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提起公诉，按照邵某及下游代理招揽、办理签证的全口径人员数量计算，认定邵某组织人数众多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，依法应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邵某到案后，对组织他人出境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，但对指控人数及量刑提出异议。
二、办案经过
孙伟伟律师在案发后接受委托介入。辩护人通过会见、阅卷、核对每名出境人员的签证材料与出入境记录，发现本案核心不在于“有没有人出境务工”，而在于“每一个被计入的人，是否都能被认定为偷越国（边）境、是否都应归责于邵某”。
辩护人据此确定“先分类、后扣人、再量刑”的思路：第一，从行为方式看，本案系以虚假出境事由骗取签证、经正规口岸出境的类型，手续外观完整，不会造成被组织者人身危险，社会危害性较小；第二，从人数认定看，辩护人按签证类型、出境记录、境外就业情况逐人分类，将合法转工签、未实际出境、未实际打黑工、未核实取证的人员逐一剔除，主张人数达不到“人数众多”标准；第三，从地位作用看，邵某与下游代理、出境人员之间组织松散、支配性弱，并非全链条的组织、策划、指挥者；第四，从量刑情节看，邵某具有自首、认罪认罚、退赃、初犯等情节，依法应减轻并适用缓刑。
经辩护人逐人梳理、举证并与办案机关充分沟通，案件最终按扣减后的人数认定。
三、争议焦点与辩护思路
（一）定性之辩：虚假出境事由骗取证件型社会危害性较小
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的方式不同，社会危害性差异显著。法释〔2012〕17号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，“以虚假的出入境事由、隐瞒真实身份、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等方式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出入国（边）境”的，属于偷越国（边）境。
但此种类型与无证偷渡、伪造证件、逃避边防检查有本质区别：相关人员持本人真实证件、经边防检查站核验后出境，手续外观完全合规，仅是申报事由与真实目的不符，客观上不存在乘坐非法船只、翻越国界等高危情形，不会造成被组织者人身伤亡危险，社会危害性明显更小。辩护人据此主张，对该类行为量刑时应与典型偷渡相区别，依法从宽。
（二）人数之辩：按签证类型逐人分类，有效扣减人数
这是本案最关键的辩护。法释〔2012〕17号第一条明确，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人数在十人以上的，才属于“人数众多”。是否达到十人，直接决定当事人在二年至七年的基本档量刑，还是面临七年以上重刑。
辩护人将在案全部人员，按签证类型、出境记录及境外实际就业情况逐人分类造表、逐一比对：
①持旅游、商务签证出境后，在境外依法通过雇主担保将签证转为工作签证、或办理当地打工卡合法就业的，属合法务工，不应认定为偷越国（边）境；本案中即有人员在境外成功办理打工卡，并非非法打黑工。
②虽有出境打黑工的意图，但出境后未实际打黑工，而是按期回国或未在境外工作的，不构成偷越国（边）境。
③已经报名、办签，但实际未能出境的，不存在偷越既遂，不计入既遂人数。
④仅有出境人员名单或办签记录，但其本人始终未做笔录、无法联系、境外就业情况无法核实的，不能排除其已合法转工签的合理怀疑，依法不能认定。
据上述分类，辩护人对存疑人员逐一提出扣减，指出公诉机关按全口径人头累加、以办理签证人数等同于偷越既遂人数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。经逐人核查，最终认定人数降至十人以下，案件不再具备“人数众多”的加重情节。
（三）证据之辩：以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切断数量认定
辩护人进一步强调，对每一名被计入的人员，均须有确实、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偷越国（边）境行为。对于本人未到案、未做笔录，或仅有一次远程笔录后即无法联系的人员，其境外就业性质无法查清，不能仅凭办签记录或代理指认即认定为偷越。
本案中，多名被计入人员或始终未做笔录，或虽做一次笔录但称已在境外合法办理打工卡、此后即无法联系，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其合法务工的合理怀疑。根据证据裁判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，该部分人员依法应予扣除，不得作为定罪量刑依据。
（四）组织性之辩：支配控制弱，不具有典型组织特征
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的核心特征，是行为人对被组织者的领导、策划、指挥和控制、支配。法释〔2012〕17号第一条将“组织”界定为领导、策划、指挥，或在首要分子指挥下拉拢、引诱、介绍；该解释第五条同时规定，单纯拉拢、引诱他人一起偷越国（边）境的，仅构成偷越国（边）境罪。
由此可见，本罪与偷越国（边）境罪的本质区别，在于双方是否形成支配与被支配关系。典型组织行为中，组织者与被组织者是一对多、多对多关系，被组织者在组织者控制下形成有序整体；而本案邵某与下游代理、出境人员之间，更接近松散的协助、帮助关系，邵某对出境人员的控制、支配力极弱，不掌握其行程、不限制其自由，更不可能造成其伤亡，组织性不强。辩护人据此主张，不应以发展了代理、涉及人数较多即认定邵某为全链条组织者，其责任应严格限定在实际组织、支配的范围之内。
（五）目的之辩：出境从事合法务工，非组织非法活动
综合在案证据，邵某组织人员出境，目的是从事维修、厨师等正当务工，相关人员凭劳动获取报酬，并非组织他人出境从事电信诈骗、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。本案不涉及电诈园区、不存在侵害出境人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情形，与当前重点打击的组织偷渡至境外犯罪园区的行为，在性质和危害上存在根本区别，量刑时应予充分体现。
（六）量刑之辩：自首、认罪认罚、退赃、初犯及家庭因素
邵某自动到案，如实供述全部事实，依法构成自首，可减轻处罚；自愿认罪认罚、签署具结书，依法可从宽；主动退缴违法所得、自愿缴纳罚金，具有真诚悔罪表现；系初犯、无前科劣迹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。同时，邵某系家中高龄、失能长辈的实际赡养人，对其适用缓刑既有利于教育改造，也有利于家庭稳定，恳请法庭在人数已降至基本档的基础上依法减轻并适用缓刑。
四、案件结果
人民法院经审理，充分采纳辩护人关于按签证类型逐人分类、扣减被组织者人数的意见，最终认定邵某组织偷越国（边）境人数未达到“人数众多”标准，不适用七年以上加重档；综合邵某自首、认罪认罚、退赃、初犯等情节，对其依法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。本案由最初指控人数众多、面临七年以上重刑，到最终扣减人数、适用缓刑，是辩护人拆分证据、逐人核对签证、以证据切断数量累加的结果。
五、辩护启示：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辩护核心点
结合本案，对以虚假出境事由、通过下游代理组织人员出境务工的案件，辩护人应重点把握以下要点：
- 1.区分行为类型。持真实证件、经正规口岸、仅事由虚假的类型，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无证偷渡、逃避边防检查，应主张从宽。
- 2.紧盯人数门槛。十人才构成“人数众多”，直接决定七年以上加重档，应逐人核查，避免以办签人数、名单人数替代偷越既遂人数。
- 3.按签证类型逐人分类。对出境后合法转工签、办理打工卡、未实际务工、按期回国的人员，主张不构成偷越。
- 4.剔除未出境人员。已报名办签但实际未出境的，属未遂或不构成，不计入既遂人数。
- 5.坚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。对未到案、未做笔录、无法联系、境外情况无法核实的人员，主张证据不足、予以扣除。
- 6.审查组织性强弱。以是否存在领导、策划、指挥和控制支配为核心，支配性弱、关系松散的，主张不构成组织或仅为偷越。
- 7.审查出境目的与去向。出境从事合法务工、非电诈赌博等非法活动的，应与组织偷渡犯罪园区相区别。
- 8.核对违法所得。“数额巨大”以二十万元为限，应审查金额计算依据，区分合法中介服务费与非法所得。
- 9.用足从宽情节。自首、认罪认罚、退赃、初犯、家庭赡养等，依法争取减轻并适用缓刑。
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罪刑期跨度大，人数和违法所得是决定量刑档次的关键。此类案件最容易因“代理层层招揽、人头按全口径累加”而被拔高人数、加重处罚。准确认定，必须回到每名出境人员的真实签证、实际出境和境外就业情况，逐人核查、逐人定性，严格区分组织者与一般参与者、偷越既遂与未遂、合法务工与非法就业。对人数不足十人、支配性弱、目的合法的，应依法回到基本档；对自首、认罪认罚、退赃悔罪的，应依法减轻并优先适用缓刑。本案对同类出国务工中介、签证类组织偷越国（边）境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