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些年来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产业化、链条化、技术分工精细化的态势，诈骗团伙为隐匿身份、逃避打击，往往将网站搭建、软件制作、平台维护等技术环节外包给程序员或技术团队。受雇佣开发软件的技术人员，一旦其开发的软件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，往往被以诈骗罪共犯追究；而涉案软件的被害人损失动辄上千万元，一旦按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认定，技术人员将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孙伟伟律师在案发后第一时间介入，审查起诉阶段从主观认识、客观行为入手，成功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；案件移送法院后，进一步从涉案软件与当事人代码的关联性、被害人损失数额的认定入手，切断巨额损失与当事人行为之间的量刑关联，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缓刑、当庭释放，辩护效果显著。
一、基本案情
唐某系一名软件程序员，受他人雇佣，按照上线要求开发多款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软件，所开发代码具备合约控盘、合约爆仓、充值等功能。唐某等人不参与软件后期运营，也不接触软件使用客户。
后公安机关查明，有被害人在一款名为“statiay”的虚拟货币交易App上进行投资，账户资金被清空，遂报案，称被诈骗资金共计1040余万元，单个被害人损失超过千万元。公安机关通过软件Logo溯源，发现唐某代码仓库中存有相同Logo，遂锁定唐某，唐某等人最初以诈骗罪被刑事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。
审查起诉阶段，经辩护人提出法律意见，检察机关将罪名变更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；案件移送法院后，辩护人对被害人1040余万元损失能否作为量刑依据提出异议，最终法院对唐某适用缓刑、当庭释放。
二、办案经过
孙伟伟律师案发后接受委托介入。辩护人通过会见、了解代码开发过程、委托关系与报酬方式，查阅鉴定意见、溯源报告、被害人陈述及流水，确定分两层次推进辩护。
辩护人据此确定“先定性、后量刑”的思路：审查起诉阶段，围绕主观明知是概括明知还是具体明知、客观上是否参与诈骗、接触被害人、参与分成，论证其行为构成帮信罪而非诈骗罪共犯；一审阶段，围绕涉案软件与唐某代码的同一性、被害人损失的真实性与因果关系，切断巨额损失的量刑关联，结合坦白、认罪认罚、退赃等情节争取缓刑。
审查起诉阶段，辩护人提交详细法律意见书，成功促成罪名变更。一审阶段，辩护人提交辩护意见、质证意见，并申请对代码功能、涉案软件的同一性进行审查，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，对唐某当庭释放、适用缓刑。
三、争议焦点与辩护思路
（一）定性之辩：技术帮助是诈骗罪共犯还是帮信罪
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明确将“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、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”列为帮助行为。软件程序员受雇开发软件、提供技术支持，本质上属于该罪名规制范围。
根据2016年“两高一部”电信网络诈骗意见（法发〔2016〕32号）、2019年“两高”帮信罪司法解释（法释〔2019〕15号）及2025年“两高一部”帮信意见（法发〔2025〕12号），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，参加诈骗团伙或与之形成稳定配合关系、提供技术支持的，以诈骗罪共犯论处；仅为他人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技术支持，未通谋、未参与后续诈骗、未参与分成的，以帮信罪论处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帮信罪与诈骗罪帮助犯的界分，关键在于主观明知的内容与程度。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《翟某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》（入库编号2024-04-1-257-002）的裁判要旨明确：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，但未与被帮助者就诈骗犯罪通谋、未实际参与后续诈骗、亦未参与违法所得分成的，可以适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，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。
（二）主观之辩：概括明知而非具体明知
诈骗罪帮助犯的明知是“具体明知”，要求行为人对被帮助者实施诈骗的基本事实有起码认知，表现为事前通谋或事中勾连；而帮信罪的明知多为“概括明知”，行为人仅知道被帮助者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并不确切知道对方是谁、如何实施、实施何种犯罪。
结合本案，唐某按照上线的需求文档开发代码，对上线真实身份、软件由谁运营、客户是否被诈骗均缺乏具体认知，其主观属于“知道软件可能被用于信息网络违法活动”的概括明知，而非“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仍积极配合”的具体明知，无通谋与共同诈骗的意思联络。
有学者指出，即便技术人员“单向明知”对方可能实施诈骗，只要双方未形成双向犯意联络，仍仅成立帮信罪，排除诈骗罪共犯。
（三）客观之辩：仅提供技术、不接触被害人、不沾资金
从犯罪构成角度，唐某的客观行为仅限于编写、交付代码，其行为边界清晰：
①不接触被害人。唐某不参与软件运营、不推广、不招揽客户，本案被害人甚至不知道唐某的存在，唐某也未对被害人实施任何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行为。
②不掌握、不支配资金。被害人的投资款直接进入上游控制的账户，从未进入唐某账户，资金收取、划转、清盘均由上游实施，唐某无从介入。
③不参与分成。唐某仅按约定领取开发报酬，未按诈骗所得比例分赃，收益与诈骗结果不挂钩。
综上，唐某处于技术外包链条末端，仅提供一次性、可替代的技术帮助，符合帮信罪技术支持要件。
（四）关联之辩：涉案软件是否由唐某代码直接部署
进入一审阶段，辩护人对帮信罪不持异议，但被害人损失的认定，须以涉案“statiay”App系唐某代码直接部署为前提，而这一关联证据不足。
在案将“statiay”App与唐某代码关联的证据，主要是相同Logo、登录界面和首页，这些均属软件前端内容，任何第三方都可查看、复制。
据比特森林溯源报告，公安机关正是通过搜索相同Logo，发现唐某代码仓库中存有相同Logo，进而锁定唐某。这说明唐某的代码仓库处于开源状态，任何第三方都可查看、获取其中的Logo和代码，不能排除第三方抄袭、下载其开源代码另行部署“statiay”App的合理怀疑。软件同一性未经鉴定确认，不能仅凭前端Logo、界面相似即认定涉案软件系唐某代码直接部署。
（五）功能之辩：资金清空方式与代码功能不一致
辩护人进一步比对发现，被害人陈述的资金损失方式，与唐某代码的功能存在明显差异。
据司法鉴定意见，代码功能为合约控盘、合约爆仓和充值。所谓控盘、爆仓，是后台管理员通过控制行情涨跌、设置价格，使客户订单亏损、瞬间清零。
而被害人陈述，其在App操作中是系统提示“操作失误”导致账户金额突然清空，并非因行情被控而亏损；该功能与控盘、爆仓无关，唐某等当庭供述代码中并无“操作失误导致账户清零”功能。
涉案软件的资金清空方式与唐某代码功能不一致，进一步印证被害人使用的“statiay”App并非唐某代码直接部署，二者的同一性无法确认。
（六）数额之辩：1040余万元损失不能作为量刑依据
认定被害人损失1040余万元，证据仅有被害人陈述。被害人自行打印银行流水，从流水中划出转账记录指为被骗资金，公安机关对资金实际去向未予核实，即据其划出的金额认定诈骗数额。
此种认定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：①银行流水只能证明被害人账户有相应资金进出，不能证明资金的性质为诈骗资金，更不能证明资金系在“statiay”App上被骗；②被害人陈述前后矛盾、数额相差悬殊，受案登记表显示其首次报案称损失为4万元，第一份笔录称损失754万余元，第二份笔录增加六笔转账、合计增加250万元，损失又变更为1040余万元；③不能排除资金来源于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提现、或系其他投资、其他犯罪团伙所致的合理怀疑。
认定被害人在“statiay”App上被骗1040余万元，仅有被害人一人笔录，无其他证据印证，属于孤证，孤证依法不能定案，该数额不能作为定案与量刑依据。
（七）量刑之辩：坦白、认罪认罚、初犯、退赃
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，依法构成坦白；自愿认罪认罚、签署具结书，认罪悔罪；系初犯、偶犯，人身危险性较小；案发后退缴部分违法所得。
帮信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对唐某这种处于技术链条末端、情节较轻、认罪悔罪的被告人，依法可适用缓刑，辩护人据此建议从轻并适用缓刑。
四、案件结果
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唐某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对被害人1040余万元损失的指控，因证据不足、与被告人行为缺乏关联性，未作为量刑依据；综合唐某坦白、认罪认罚、初犯、退赃等情节，对其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，唐某当庭获释。
本案从最初指控诈骗罪、单个被害人损失逾千万元、面临十年以上重刑，到变更为帮信罪、切断巨额损失关联、最终适用缓刑，是辩护人分阶段辩护的结果。
五、辩护启示：技术开发人员涉诈变更罪名与无罪辩护核心点
结合本案，对受雇佣开发软件、提供技术支持的人员涉诈案件，辩护人应重点把握以下要点：
- 1.先争定性。审查明知是对“诈骗”的具体明知还是对“信息网络犯罪”的概括明知，是否存在通谋与双向意思联络。
- 2.审查软件性质。软件具有正常、合法用途、仅被他人用于犯罪的，主张技术中立、从宽；提供专门用于犯罪的软件的才从严。
- 3.界定行为边界。审查是否参与运营、接触被害人、资金是否进入其账户、是否参与分成，区分“提供技术”与“实施诈骗”。
- 4.审查软件同一性。开源代码、前端Logo、登录界面可被第三方查看、抄袭，不能排除他人另行部署，必要时申请同一性鉴定。
- 5.比对功能差异。涉案软件实际功能与代码功能不一致的，可切断关联。
- 6.严格审查损失数额。被害人自划流水、单方陈述，未经核实资金去向的属孤证；陈述矛盾、数额悬殊的，不能作为量刑依据。
- 7.主张链条末端地位。技术外包人员作用可替代、参与时间短、获利少，论证情节较轻。
- 8.用足从宽情节。坦白、自首、认罪认罚、退赃、初犯偶犯的，依法从宽，争取不起诉、免刑或缓刑。
技术开发人员涉诈案件，最容易出现“以软件被用于犯罪倒推开发者通谋、以巨额损失倒推技术人员罪责”的客观归罪倾向。准确认定，必须回到技术人员对上游犯罪是否具体明知、行为止于开发还是延伸到运营、是否接触被害人与资金、是否参与分成。对于仅提供具有正常用途的软件、未通谋、未参与诈骗与分成的，应依法以帮信罪论处或不作犯罪处理；即便构成犯罪，也应结合其链条末端地位、认罪悔罪表现从宽，符合条件的适用缓刑。本案对同类技术外包、程序员涉诈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